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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取消高考中考,普及大学教育,可大幅度提升教育效率,降低教育成本


梁建章:应该避免过早教育分层


最近教育部推出了限制校外培训机构的新政,据说目的是降低课外培训的成本,从而降低育儿成本,进而提高低迷的生育率。的确,降低育儿成本和提升生育率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于限制补课的新规效果表示质疑。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熊丙奇指出,如果不能改变当前教育唯分数论的取向,那么补课的需求就不会消失,只是可能转为地下。韩国多年以前也曾禁止补课,结果却是补课活动演变为“地下活动”,导致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负担起一对一的上门服务,一般中产阶级的补课需求则得不到满足,由此产生了大量反对的声音,导致“禁补令”后来不得不被取消。至于现在,韩国的补课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教育过度无效投入的确是非常巨大的社会浪费,但禁止补课却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无论对于高校、家长还是社会来说,唯分数论才是最理性的选择。既然高考把学生分成了几个层级,大学就会理性地按照高考分数来掐尖,再往后,企业也会理性地用大学招牌(实质还是比较高考成绩)来鉴别学生,于是,学生家长也就理性地把考试作为学习的最重要目的,据此进行教育领域内的军备竞赛。从局部来看,每个学生家长,大学和企业似乎都是理性的,但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却发现因此造成了大量无效的应试教育。如果不改高考制度,只是靠行政命令来禁止补课,其实是在跟各方的理性选择作对,其代价和难度都是非常巨大的。

对于学生进行分层是必然要做的事情,因为学生终究要走向社会,不同岗位需要匹配不同能力的学生,考试则是最有效的鉴别能力的方式。所以通过考试来分层不可避免,但过早分层却会造成严重后果。

中国社会现在对于学生的分层,不仅出现在大学入学阶段,更是提前蔓延到了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中考成了高中入学的分层考试,于是家长就开始为备战中考而补课。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也开始考试分层,于是学生和家长又需要为进重点初中、重点小学和重点小学补课。于是教育分层变得越来越早,熬成了深度的教育无效投入与浪费。

由此可见,这些窘境的根本问题在于过早的教育分层。教育分层在历史上曾具有的积极作用,就是把稀缺的资源匹配给优秀的学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大学教育甚至是高中资源都是稀缺的。要把这些稀缺教育资源匹配给最优秀的学生,就必须在大学和高中的入学阶段进行筛选,于是出现了高考和中考。但现在的高中和大学教育资源已经不再稀缺,高考和中考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大不如前,过早分层的积极意义远不及当年,反而是暴露出因此产生的种种弊端。

弊端之一 :评价太早

过早分层会导致那些晚熟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每个孩子的成熟期不一样,比如男孩的成熟期普遍比女孩子要晚一些,农村孩子的成熟期也要晚一些。过早分层不利于这些晚熟群体充分发挥潜力。所以要尽量把分层延迟,最晚可到就业前或者大学毕业考。

弊端之二 :评价太单一

不同用人单位的需要的技能不一样,如互联网公司可能要考察计算机编程能力。工程类的研究生可能考察物理的水平。过早的分层考试,仅仅使用大而全的几张试卷,会导致只能采用相对单一的标准。

弊端之三:加剧择校考试压力

分层考试的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分层考试而产生的标签,会跟着孩子好几年甚至是一辈子。所以过早的分层,必然会无谓增加择校的巨大压力,推动各种补课的军备竞赛越来越低龄化。

弊端之四:加剧贫富差距

如果在很早的基础教育阶段就进行分层,导致补课活动低龄化和常态化,那就只有富裕家庭才有能力对此进行投入。有人说取消了高考或者中考,会导致寒门子弟失去上升空间。但现实情况是,为了备战未来的高考,富裕家庭早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斥资为孩子补课,面对这样的砸钱竞争,寒门子弟通过高考实现上升的路径就变得越来越窄。

弊端之五 :学生后劲不足

过早分层的另一个恶果是,为了应对层层叠叠的考试,孩子们小时候的学习不得不用功,然而到了最应该全面提升的大学阶段,他们反而失去了努力的动力,毕竟大学的招牌已经到手,看似已经拥有美好的未来,于是没有必要再努力学习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少辛苦进入大学的高材生们,却随意地挥霍起宝贵的高校学习机会,毕业时反倒成了碌碌之辈。

政策建议一:取消中考

首先应该取消高中择校分层考试,也就是取消中考。因为现在的高中教学资源并不稀缺,高中教育完全可以标准化和网络化,缩小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教学质量差距。取消中考后,重点高中不能掐尖生源,实行了中学阶段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实际上,在更低年级的基础教育阶段,教育部已经逐步取消了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也取消了相对应的小升初考试,录取主要采取抽签方式,老师也在不同学校之间进行轮岗,这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教育资源和生源的均等化。既然小升初可以拒绝分层考试,那么只要高中资源不稀缺,也完全可以拒绝中考。由此带来的最大好处,当然就是是减轻了择校的压力,也为学生们节省了一年专门复习备战中考的时间。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高中资源不稀缺,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也不需要那么多高中生,所以有必要在高中阶段就筛选掉资质差的学生,让他们走职业教育的通道,而不要去考大学。而我认为,既然现在大学资源已经不再稀缺,就应该普及大学教育。虽然学生的工作可能不需要大学的课程,但是为了未来可能的晋升机会,以及成为一位更好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也有必要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梁建章:为什么应该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已有相应论述。

又有人会担心,如果一个学校的学生质量参差不齐,会不会影响教育质量。在我看来,只要课程能够较好地实现标准化,就不会出现担心的这个问题。让所谓的好学生和差生在一起接受教育,完全也可能产生积极效果,那就是曾被认为是“差生”的孩子,同样获得更好的上升机会,进而促进社会流动性。而对好学生来说,也可能从生源的多样性中获益,对于整个社会会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试想一下,如果在一所重点中学里,所有同学都是清一色的富家子弟,其成长环境与社会真实环境严重脱节,对于这些孩子其实也不是理想的成长环境。

政策建议二:高考改革

取消中考的逻辑几乎也适用于高考,因为中国总体的大学资源已经不再稀缺,每年录取差不多1000万人,而中国未来的每年出生人口很快就会跌破一千万,未来势必出现大学招不满学生的局面。大学教育还应当实现通识化和标准化,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并且拉平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的质量差异。所以大学通识教育没有必要分层,对此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考我上一篇文章梁建章:为什么应该普及大学通识教育。

当然,对于高校教育来说,在通识教育之后的专业教育和科研阶段,如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教育资源还是相对稀缺的,毕竟专业教育和科研都需要教授深度参与,而名牌大学的教授是稀缺资源,所以需要匹配最优秀的生源。由此可见,在硕士博士阶段的招生录取有必要进行分层考试。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企业岗位也是稀缺资源,最重要的岗位需要匹配最好的大学生,也有必要进行分层考试,但考试时间应该放在学生申请工作和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也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大学资源还稀缺的那个年代,大学教育属于专业教育,所以分层考试要放在高中毕业时。既然现在大学教育已不再稀缺,而且属于通识教育,其实就相当于以前的高中,所以分层考试也应该延后到大学毕业时。如果将最重要的考试提前摆在高中阶段甚至更早的初中和小学阶段,就会产生种种弊端。

所以在理想状态下,应该取消高考,转而将大学生能力考试作为就业和研究生录取的依据。如果能把考试延后到大学毕业时,可以大大减轻高考的压力,也减少基础教育阶段各年龄段的择校压力。如果没有高考的压力,学生们不需要复习高考和复习中考,中学阶段的教育可以提速两年,大幅度降低教育的成本。

有人说,即使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大家还是会为了考名牌大学而展开无效竞争,我的建议是,既然大学教育成为通识教育,而通识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通过标准化拉平名牌大学和一般大学的教育质量,那么名牌大学的本科就失去了掐尖生源的理由,宁可仿效初中、小学采取摇号录取的模式,或者让名牌大学放弃本科生源转而只招硕士生。如果名牌大学在本科阶段不能掐尖生源,那么大学本科的牌子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全社会现在只认大学招牌的习惯就会改变。这样一来,针对名牌大学的激烈竞争就会明显缓和,整体教育的压力和效率就会改善。当然有人会说,在用大学生能力考取代高考作为择业和研究生院录取依据之后,预计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竞争还是会很激烈。但是这样一来,恰恰可以鼓励大学生们更加努力地学习,而且只要把考试的压力延缓几年,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考试压力。还有,名牌大学的硕士招生数量远远超过本科生的数量,也会进一步降低竞争强度。如果从公司招聘的角度来看,大学生毕业考试相比高考更能反映大学生当时的能力,考核科目也更会匹配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将有助于提升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之间的适配度。

未来创新人才的培养

如果在中学和大学阶段不分层,显然对于在这个阶段暂时落后的学生相对有利,从而普及通识教育和减少教育差距,真正做到“有教无类”。那么优等生会不会被拖累呢?不必对此太担心。不分层是指不用学校的牌子区分学生,具体到每一所学校里的每一项课程,还是可以进行分班,允许优秀的学生加入快班、高级班或者跳级提前完成学业。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哪怕是天赋秉异的学霸,也要浪费不少时间把95分提高到100分,因为这意味着高考能进清华北大还是普通985。其实更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优秀学生不必花很多力气把95分提高到100分,而是可以接受这门课的95分,然后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学习更广泛的知识,或者尽早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人类的知识体系正在快速膨胀,要成为一个创新者和科研人员,需要掌握的技能也在不断加码,所谓巨人的肩膀已经变得越来越高。可我们的基础教育却受困于过早的考试分层制度,虽然学生和家长投入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到了十八岁,学生们学到的有价值内容还是只有这么多。如果取消过早的教育分层,就能大幅度提升教育效率。不仅落后的学生可以获益,优秀学生也可以更快更广地获取知识,成为更全面、更年轻也更有活力的创新者。

当然,真要取消高考,来自既得利益各方的阻力肯定非常大。那么可以先从取消中考做起,然后逐步弱化高考,让所有学生参加大学生能力考试(类似于对于考研进行扩充),提倡不看大学招牌,而更看重大学生的能力考试成绩。另外,还应当扩大名牌大学的硕士生招生数量,减少本科生的数量,直到完全取消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招生,或者不让名牌大学继续掐尖本科生源。

总结:

现在的“禁补令”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能根治过早分层考试所带来的巨大补课需要和择校压力。历史上分层考试存在的理由,是大学和高中的教育资源在当时还比较稀缺,现在这些理由已经不再成立,所以可以采用治本的措施,就是从解决过早分层入手,取消和弱化各级择校考试,包括中考和高考。把分层考试推迟到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过早分层的问题。高考改革必定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社会工程,可以先从取消中考和强化大学生能力考试开始。但高考改革所带来的收益也非常巨大,可以提高整体教育的效率,降低养育成本,培养更多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梁建章:为什么应该普及大学通识教育




最近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使得低生育率在中国进一步成为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年轻夫妇不愿意生小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教育的深度内卷——教育孩子实在太费力费钱了!至于近来的教育新政,又加剧了家长的焦虑感。一些地区要限制高中的招生人数,并且把职业高中的比例提高到50%,这非但让家长继续担心孩子考不上好大学,甚至还要担心考不上高中了。

关于限制高中人数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职业技术人才,例如更多的工人和服务员,方式则是通过职业高中来培养这些就业人员。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所有年轻人都上了大学,似乎就没人从事工人、服务员等职业,所以必须阻止一半左右的年轻人上大学。但上述逻辑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只要薪资足够高,一定可以找到工人和服务员。对于劳动者来说,即使拥有大学文凭,只要能拿到的工资足够高,他们还是愿意做工人、服务员甚至农民。如果所有年轻人都上了大学,不会没人去做服务员和工人,只是这些职业的工资或许会比现在更高。所以换句话说,限制大学生数量所产生的后果,实际是不让服务员和工人的工资涨的太高。

显而易见,不应当为了维持工人和服务员低工资而限制大学生数量,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工人和服务员的工资接近专业人士,反而有利于减缓贫富差距。有人说,工人的工资过高,恐怕会导致中国的产业失去竞争力。这种想法,其实颠倒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我们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全民共同富裕吗?实际情况是,工人的素质会因此得到提高,虽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了,但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增强了。

十几年前的大学生扩招政策曾饱受争议,但是事后看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正是中国目前的优势所在。其实在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起薪和工人的差距的确越来越小,甚至发生了逆转。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那里也很普遍。但即便如此,学生和家长上大学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少,这是理性的吗?我在博士论文就研究了这个现象,发现这是家长和学生的理性选择,即便大学生的起薪低,但是以后几年却是涨的快,从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上大学的回报还是很高的。

有人会说,大学教育对于很多职业来说是浪费,做一个工人和服务员不需要大学教育。的确,大学很多课程对于部分职业比如餐馆服务员的确没有多大用,但是按照这样的思路,高中教育甚至初中教育对于做餐馆服务员也基本没用,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中学教育呢?同样的道理,也不能轻易得出“大学无用论”的判断。

我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论证普及大学教育的必要性。

职业生涯的需要

现代社会里,个人一生要换好多岗位和职业。很多老的行业会消失,很多新的行业会诞生。即使在同一个行业和企业中,劳动者也有晋升和换岗的机会。例如,现在的某个餐馆服务员,未来可能会当餐馆经理,甚至创业自己开餐馆。当餐馆经理和老板的技能,就远远不是一个职业学校可以培养的,需要综合的管理技能和学习能力,尤其是未来的餐厅可能还会面临高度智能化的挑战。对于这位潜在的“餐馆老板”来说,早早地跳过大学阶段,的确会多出几年工作时间,却将因此失去以后的上升空间。或许有人说,劳动者工作以后还可以自学,这句话本身没错,但有些课程如数学、计算机和外语,在年轻时的学习效果要好得多。其实大多数家长也都明白这一点,上大学不是为了立刻赚很多钱,而是争取让整个职业生涯发展得更好。所以即使大学生的起薪并不高,甚至未必能找到对口的工作,却还是人生的正确选择。因为从整个职业生涯的收入来看,大学的回报是很高的。而且大学教育所拥有的优势,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专业人士职业年限的延长,还将变得越来越大。

未来职业的智能化

有人预测,未来二十年会有大部分的工作会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或部分取代,几乎所有工作都会受到智能化的影响。比如,司机这个职业未来很可能会被自动驾驶取代。在携程的服务中心,越来越多简单的服务请求由聊天机器人自动完成,需要人工处理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的餐馆里,机器人和点餐软件将完成大部分点菜和送餐的工作,餐馆劳动者要做的是管理、设置和维护这些机器人和软件。在工厂里,机器人将完成主要的机械工作,富士康那种流水线组装工人岗位正在迅速消失,少量留下的工人职位则需要设置、维护和修理机器人。即使是未来的农民,要管理好一个现代化的农场和养殖场,也需要很高的综合技能和学习能力。

这样的未来,对于工人、服务员和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理解复杂的系统,擅长解决问题和自我学习,甚至需要掌握计算机算法和编程能力。以这些能力需求而言,我们现在的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随着工厂智能化和复杂程度的上升,就连一直标榜职业教育的德国,如今也在开始反思,认为高级工人仅仅有职业教育可能是不够的。只有具备更好的综合能力,一线的服务和生产人员才有可能为创新和改进做出贡献,未来有机会被提拔成管理和研发人员。或许还有人会说,毕竟现在还有不少低技能的机械性工作需要人力参与,但我们讨论教育政策,必须具有二十年以上的前瞻性,因为现在的孩子距离他们的职业黄金期至少还有二十年时间。

复杂社会的需要

不仅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整个社会也越来越复杂。各种消费产品、各种药品、各种真假新闻和各种理财产品层出不穷。每个人每天面临各种选择,商品、投资和职业都需要我们做出选择。当各种选择都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个人如果不能深入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就会错失很多机会,还会踩坑、被割韭菜甚至被骗。高中教育的课程,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基础的经济学包括金融理财,才不会成为股市中的“韭菜”。人们还应当学习基本的统计学和背后的逻辑学,才不会被假新闻误导。学习内容当然还应当包括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原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计算机无处不在的社会。除此之外,还需要包括基础的法律、心理和伦理学课程。以上课程我都认为是一个复杂社会生存的标配,应该成为大学的必修课程。

家庭成员、朋友和公民

大学教育不仅可以自己受益,也可以让周边的人和社会受益。一个知识丰富且对世界和社会有更好理解的人,会是一个更好的朋友或更好的伴侣,也是更好的父亲或母亲,还会是一个更有素质的网民和更好的公民。有经济学家统计,大学教育对社会(他人)的回报和对自己的回报在一个数量级。

大学教育需要通识化

如上所述,大学教育主要培养学习能力和生活在复杂社会的各种技能。所以不分专业和文理,都应该学习大量的基础必修课——即实现所谓通识化。其实世界一些顶尖大学已经这么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前两年的大学课程,基本不分专业都要需要学习基础的必修课。现在大部分企业在招聘时并不在乎大学生的专业,而更看重综合学习能力,因为企业对于岗位的技能要求变化非常快。大学本科只能提供一个基础,大部分技能要在岗位上学习,或者要在专业的硕士和博士阶段学习,所以现在很多顶级公司的校园招聘已经以招硕士研究生为主。

大学教育资源稀缺吗?

的确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是没有能力普及大学教育的。所以必须通过严苛的考试来筛选生源,把大学教育搞成精英教育。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的大学资源已经足够让每个人都上大学。当然,我这里说的大学资源并不稀缺,是指大学的基础课,大学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教育资源依然处于稀缺状态。但至少大学的通识教育资源是充足的,尤其通识教育的很多课程可以实现标准化,即使用标准的课程、作业、教材和测评等等。实现了标准化以后,就可以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成本,例如通过开大课甚至网课的形式,来大幅度降低大学通识教育成本。澄清一下,普及大学教育不是强制所有的人上大学,也不是免费上大学,而是让有意愿有能力的年轻人都能上大学,对于那些经 济有困难的学生则可以给与低息贷款或者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帮助。在自然状态下,中国应该和大多数发 达国家类似,大约百分之八十的适龄人口选择上大学。事实上,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大学 不足而是大学过剩,因为低生育率会导致生源的持续减少。

减少贫富差距

普及大学通识教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缓解贫富差距,以前大学教育资源是稀缺的,最好的大学必须匹配最好的生源,资质差的学生就只能少上学了。这是一种教育资源稀缺时的无奈选择,至于让资质差的学生少上学,显然会加剧贫富差距。当教育资源不再稀缺以后,家长本身就存在强烈的希望子女上大学的理性需求,就可以让现在被认为资质差的那些学生获得更多上学机会。于是在大学阶段,会尽量向所有人教授复杂社会的生活技能和未来职业发展所必须的学习能力。这样才能给所有人公平的机会,从而减缓贫富差距。

普及大学教育和高考改革

普及通识大学教育给高考改革带来一种可能性,即用大学生能力考试来代替现有的高考制度。如今中国的“鸡娃”现象尤其严重,已经成了低生育率的最大病因,中国的家长为了孩子的高考实在是太费心费力了,而且这种压力已经传递到了早期的基础教育。如果能够把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就有可能进一步改革,取消或者弱化高考,取而代之的可以是大学生能力考试,作为就业和研究生录取的依据。把考试延后到大学毕业时,可以大大减轻高考的压力,也减少基础教育阶段各个年龄段择校的压力。如果没有高考的压力,不需要复习高考和复习中考,中学阶段的教育可以提速两年,大幅度降低教育的成本。

有人说,即使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大家还是会为了考名牌大学而无效竞争,我的建议是,既然大学教育成为通识教育,而通识教育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标准化拉平名牌大学和一般大学的教育质量。这样名牌大学的本科就失去了掐尖生源的理由,就不应该让名牌大学掐尖生源(可以抽签录取)。如果名牌大学的本科不能掐尖生源,那么大学本科的牌子就变得不重要了,全社会现在只看大学牌子的习惯就会改变。这样针对名牌大学的激烈竞争就会明显缓和,整体教育的压力和效率就会改善。当然有人说,用大学生能力考来取代高考作为择业和研究生院录取的依据以后,预计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竞争还是会很激烈,大学生也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但是只要把考试的压力延缓了几年,就可以延缓整个基础教育的考试压力。还有,名牌大学的硕士招生数量是远远超过本科生的数量的,也会进一步减缓考试压力。从公司招聘角度,大学生毕业考试比高考更能反映大学生当时的能力,考核的科目也更会匹配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当然高考改革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未来会有各种各样的改革思路,但普及大学教育至少能为高考改革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总结: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对于未来复杂的智能社会很有必要,而且当今中国完全有能力和资源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大学教育普及和通识化以后,可以让年轻人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的机会,更适应智能化社会的转型,成为更好的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也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缓解贫富差距。普及大学通识教育还会给高考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弱化高考竞争进而提升教育效率,减轻教育的负担,也将帮助中国提升低迷的生育率。


来源:梁建章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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